一个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的需要。
在本书中，这一术语指的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 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能够成为的一切。
Maslow 《动机与人格》第二章《人类动机理论》
对现实更有洞察力、与现实的关系更惬意
这种能力被注意到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能够辨别人格中的虚伪、欺骗、不诚实，能够大体上正确有效地判断他人。
这一洞察力出现在当事人生活的众多领域。在艺术和音乐方面，在智力方面，在科学方面，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作为一类人，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捷正确地看到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因此，一个非正式的研究表明，他们对未来的预测，无论手上依据的事实如何，准确率似乎高于常人，因为它们较少地基于愿望、欲望、焦虑、恐惧、性格决定的乐观或悲观倾向。
最初这一点被称作优秀的鉴赏力或优秀的判断力，其含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是，最好把它看成是对某个确实存在事物（是现实，而非一套看法、见解）的洞察力（不是鉴赏力）。希望这一结论或假说可以进行实验验证。
如果这一结论被验证，那么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会过分。英囶的心理分析学家 Money一Kyrle 表示：他相信，一个神经症患者不仅相对地低能，可能还绝对地低能，只因为神经症患者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不如健康人那样准确或有效。神经症患者不是在感情上是病态的，他们是在认知上就错了！假如健康和神经症分别是对于现实的正确和不正确的感知，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在这个领域就合二为一了。这样，在原则上，价值命题就不仅仅是喜爱或规劝的问题，而应该是可以根据经验验证的。
适应不良甚至极度的神经症影响知觉，完全能达到影响光觉、触觉或者味觉敏锐性的地步。但是这种影响大有可能在远离纯粹生理的感觉领域内得到证实。随之，可以这样推论：健康人中愿望、欲望、偏见对于感觉的影响，应该远小于病人中存在的影响。先前的考虑支持了这一假设：这种对现实感觉的优越性带来一种在这些方面的优越能力：推理、感知真相、做出结论、符合逻辑、有效的认知。
本书第十三章“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还将详细讨论这种与现实优越关系的一个突出和带有启发性的方面。过去发现，自我实现者比大多数人更容易地从一般、抽象和各种类型中辨别新颖的、具体的和独特的东西。其结果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大自然的真实世界中而非生活在一堆人造的概念、抽象物、期望、信仰和陈规当中，而大多数人都将这些东西与真实的世界混淆起来。因此，自我实现者更倾向于领悟那里是什么，而不是拘泥于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文化群的愿望、希望、恐惧、焦虑以及理论或者信仰。Herbert Read 非常透彻地称之为“明净的眼睛”(the innocent eye)。
与未知事物的关系上，我们的健康研究对象一般来说不惧怕未知的事物，不受他们的威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人大不相同。他们接受未知事物，与之关系融洽，他们常常为未知而非已知吸引。对意义不明、没有结构的事物，他们不仅是容忍，还喜欢。爱因斯坦的话相当有代表性：
「我们能够体验的最美事物是神秘的事物，它是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对于健康人来说，既然未知事物并不可怕，他们就不必劳神去降鬼，吹口哨壮胆走过墓地，或者抵御想象的危险。他们并不忽视或者否认未知事物，不回避它们或自欺欺人地把它们看成是已知的。他们也不急于整理未知的事物，过早地将它们分类和成规化。
他们不固守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也不同于灾难中对确定、安全、明确以及秩序的需要。
当整个客观情况要求时，自我实现者可以在杂乱、邋遢、混乱、散漫、含糊、怀疑、不肯定、不明确或者不精确的状态中感到惬意（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切在科学、艺术或一般生活中是完全合乎需要的）。
这样，怀疑、犹豫、不确定，以及因此而来的延迟决定的必要对大多数人是种折磨，但对某些人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刺激性挑战，是生活中的一种高境界而不是低境界。
接受自我、他人和自然
自我实现者少有压垮人的罪恶感、使人受损的羞耻心、极端或强烈的焦虑。这与神经病患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说是因为罪恶感、羞耻心或焦虑感而受损。甚至我们文化中的正常成员也会为许许多多的事情感到不必要的内疚或羞愧，并且在许多不必要的情境中产生焦虑。健康人则发现，他们可以毫无懊恼和抱怨地接受自己和自己的本质，甚至对此不用太多思虑。
他们能以斯多葛的方式接受自己的本质，连带所有的缺点、与理想的种种差距，而不会感到真正的担心。如果说他们是自满，那会传达出错误的印象。相反，我们必须说，他们能够接受脆弱、过失、弱点，以及人性的罪恶，如同一个人以毫不置疑的精神接受自然的特性。一个人不会由于水的滑湿、岩石的坚硬或者树的翠绿而抱怨它们。
儿童是睁大了眼睛，用宽阔的、非批判性、非祈使性和和纯真无邪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他们只是注意和观察事实是什么，对它并无争论或者要求，自我实现者也以同样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性。当然，这并不同于东方的出世观念，不过出世观念在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也能观察得到，特别是在面对疾病和死亡时。
可以看到，这等于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观点，即，已自我实现者对现实看得更清楚：我们的研究对象看见的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中的人性。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事物没有被五花八门的眼镜过滤，避免了歪曲、变形、变色。
接受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层次是所谓动物层次。
自我实现者倾向于是健康强壮的动物：他们的胃口很好，生活快活，没有懊恼、羞耻或者遗憾。
他们看来食欲始终良好，他们看来睡眠良好，他们看来享受性生活而没有不必要的抑制，其他相对生理性的冲动也都是如此。
他们不仅在这些低层次上能够接受自己，而且在各个层次上都能够接受自己，例如爱、安全、归属、荣誉、自尊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被毫无疑问地接受，其原因仅仅在于：自我实现者倾向于接受自然的作品，而不是因为自然没有创造出另外的模样而与之争辩。
这显示出，自我实现者较少有在普通人特别是神经病患者身上看到的反感、厌恶，诸如对食物的烦恼，对身体的产物、身体的气味和功能的厌恶。
与接受自我与接受他人紧密相关是：（1）他们没有防御性，没有保护色或者伪装；
（2）他们厌恶他人身上的这类虚假。
假话、诡计、虚伪、装腔作势、面子、玩弄花招、以庸俗手法哗众取宠，这一切在他们身上异常罕见。
既然他们甚至于能与自己的缺点和睦相处，那么这些缺点最终（特别是在晚年生活中）会变得让人感觉根本不是缺点，而只是中性的个人特点。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绝对不存在罪恶感、羞耻心、沮丧、焦虑和防御心理，而是指他们这类心理很少有不必要的或神经质的。
动物性的过程，例如性欲、排尿、怀孕、行经、衰老等，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接受。
因此，没有健康的妇女会因为身为女性或者女性的任何生理特点而产生罪恶感或者防卫心理。
健康人确实为之感到内疚（或羞耻、焦虑、忧伤或者遗憾）的是：
（1）可以改进的缺点，如懒惰、漫不经心、发脾气、伤害他人；
（2）不健康心理的顽固残迹，如偏见、妒忌、猜疑；
（3）一些虽然相对独立于性格结构，然而可能又是根深蒂固的习惯；
（4）他们所认同的种族、文化或群体的缺点。
一般情况可能是这样：如果事实与良好或应然之间存在差异，健康人就会感到糟糕。
Maslow 熟悉托尔斯泰，但没有把他列为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托尔斯泰与Maslow 所描述的自我实现者差异最突出的只有一条：对于自我的接受性。托尔斯泰在晚年仍然骚乱不安，仍然在进行严格的自我分析、批判。他在日记中写道：「虚荣的恶魔竟老奸巨滑到了这种程度，当你完全由衷地开始批判反省自身的一切丑恶的时候，那恶魔也悄悄地向你说话了：『喂，看吧！你实在是好人啊。你完全跟旁的人不相同啊！你很谦虚，你在责难自己。你实在是好人啊！』」
柴柯夫斯基一生忧郁，充满内心矛盾，到后来经常酗酒。他在日记中写道：「据说喝酒太多是很有害的，这一点我非常同意。然而就我来说，神经不健全，如果没有酒，简直不能活下去。……每天晚上我都喝醉的，不醉就无法生活下去。」天才似乎是一种牺牲，他们以自身的痛苦换来永恒的艺术。
(Maslow 在书中把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称为「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选择研究对象的一个标准是：「没有神经症、精神变态性格、精神病或这些方面的强烈倾向」)
《Maslow 没有研究的自我实现》
自发；简单；自然
可以说自我实现者在行为上都具有相对的自发性，并且远比内在的生活（思想、冲动等）更有自发性。
他们行为的特征是坦率、自然、很少做作或刻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贯不遵从习俗。假如我们实际数一下他们不遵从惯例的次数，就会发现记录并不高。
他们对习俗的不遵从不是表面的，而是根本的或内在的。
是由于他们的冲动、思想和意识如此地非传统、自发和自然。
由于深知周围的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理解或者接受他们，也由于他们无意伤害他人或为每件琐事与别人大动干戈，因此面对种种俗套的仪式和礼节，他们会善意地耸耸肩，尽可能地通情达理。
例如，我曾见过一个人接受了别人对他表示的敬意。虽然他曾私下嘲笑甚至鄙视这类敬意，但他并未因此而小题大作，伤害那些自认为是在使他高兴的人们。
其实，自我实现者的这种遵从习俗的行为就象轻松披在肩上的一件斗篷，可以轻而易举地甩掉。实际上，对于他认为非常重要或者根本性的事情，自我实现者很少允许习俗惯例妨碍他、阻止他。
在这个时候，他们独立于惯例习俗的灵魂便显露出来，然而他们并不同于典型的波希米亚人（某种类型的艺术家）或者反抗权威者，那些人将区区小事小题大作，把反对无关紧要的规章制度当作天大的事。
当自我实现者热切沉迷于接近他主要兴趣的事物时，他的这种内心态度也会表现出来。
这时，他会毫无顾忌地抛开平时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在遵从惯例上他仿佛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努力，他对习俗的遵从仿佛是有意的。
最后，当自我实现者的相处对象是那些并不要求或期待俗套行为的人们时，这种外在的行为习惯就会被自动地抛掉。这种对行为进行的一定控制，对他们来说是个负担，这可以从他们的这个偏好中看出来：我们的研究对象更愿意与那些允许他们更自由、更自然、更有自发性的人们共处，这使他们能够解除那些在他们看来有时是费劲的行为。
这个特点的一个推论或相关点是：这些人有相对自主、独特而非遵从惯例的道德准则。
没有思想、不动脑子的人有时可能认为他们不道德，因为当情况看来要求如此时，他们不仅会违反常规，还会违反法律。
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是最有道德的人，尽管他们的道德准则与周围的人不尽相同。
正是这种观察使我们坚信，普通人一般的道德行为主要是遵从习俗的行为（例如，是以基本上被公认的原则为根据的行为），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由于与一般习俗以及普遍接受的虚伪、谎言疏远，与社会生活不协调，他们有时感到自己像是异囶土地上的间谍或移民，有时也的确是那般行事。
但愿我没有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仿佛他们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
他们有时有意释放自己，挣脱僵化惯例和粗浅习俗带来的短暂恼怒。
例如，他们会试图教训一个人，或者试图保护一个人的感情和利益免遭不公平，或者，他们有时会感到热情高涨，而这些感情如此令人愉快甚至狂迷，以至于压抑它们似乎就是裹读神明。
据我观察，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并不为自己给予旁观者的印象而感到焦虑、内疚或者羞愧。
他们自己声称：他们之所以按惯例行事，只是因为这样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或者只是因为其他方式会伤害人们，使人们感到难堪。
他们洞察现实带来的轻松，他们接近于类似动物或儿童的接受性和自发性，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冲动、欲望、见解以及主观反应的一种高级的觉悟。对这种能力的临床研究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弗洛姆的这样一种看法：一般正常的、适应得很好的人，往往根本没有想到他是什么、他要什么，以及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正是这样一些调查结果最终使得自我实现者与其他人之间一个最深刻的差异被发现，这个差异就是：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生活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与普通人不同。
我们很可能必须为自我实现者另外创立一种具有深刻不同的动机心理学，例如，一种研究衍生动机、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乏性动机的动机心理学。
也许把生活与为生活做准备作个区分是会有益处的。
也许普通的动机概念应该只被应用于非自我实现者。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奋斗，而是在发展。
他们试图成长得日臻完善，努力以自己的风格发展得日益全面。
普通人的动机是为了他们缺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奋斗。但自我实现者并不缺乏任何一种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他们仍然有冲动。
他们工作，他们尝试，他们雄心勃勃，但这一切都与众不同。
对他们来说，动机就是个性发展，个性表现，成熟，发展，一句话，就是自我实现。
这些自我实现者能够比常人更具有人类性吗？他们是否更能显示人种的本来面目？他们在分类学的意义上更接近人类吗？
要评判一个生物物种，是根据残缺、不正常、部分发展的成员，还是根据驯化、笼养、受过训练的成员?（编者注：Maslow 这样比拟自我实现者，我认为，他表达的是自我实现代表着人性的完美成长，并非是不敬或贬低；本书初版 1954 年，人类征服驯化自然长期被认为是人类天赋的发挥和上帝的恩宠。）
以问题为中心
我们的研究对象通常都强烈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身以外的问题上。
用流行术语来说，他们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一般来说，自身对他们来说不构成问题，他们一般也不太关心自己，这与不安全感人群存在的一般性内省形成对照。
自我实现者通常有一些人生的使命，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些他们自身以外、召集他们大部分精力的问题。
这些任务并不必然是他们喜欢或为自己选择的，可能是他们所感到的职责、义务或责任。
所以采用「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而不采用「他们想要做的工件」这一说法。
一般来说，这些任务是非个人的、非自私的，更可能与人类、民族或者家庭成员的福祉有关。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一天，我驾车回家，在路上遇见了游行。车被贫穷、悲惨的游行队伍堵住了。在我的面前，是衣衫破烂的退伍军人、童子军、麻木的人流、旧制服、旗子等等。我在观看时，禁不住泪流满面。我觉得，我们并不了解 Hitler，不了解德囶人，不了解 Stalin，也不了解 communist。我们不理解他们中的任何人。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理解他们，我们就会取得进步。
我幻想有一张和平的圆桌，大家围绕它而坐，一起讨论人性、仇恨、战争、和平以及兄弟情谊。我的年纪已经太大而不能从军，但正是在那个瞬间，我意识到，我应该贡献我的余生，为那张和平圆桌发现一种心理学。那一个瞬间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
《Maslow 传：人的权利的沉思》
可以说，除了几个例外，研究对象通常关心那些我们称为哲学或伦理学的永恒话题和基本问题。这些人通常生活在最广泛的合理的参照系里。
他们看来绝不会太靠近树木而看不见森林。
他们在价值的框架里工作，这种价值是宏大的而不是渺小的，是宇宙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是从长远出发的，而不是从一时出发的。
总之，这些人都是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家，虽然平凡。
超然独立的特性；离群独处的需要
的确，我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可以离群独处而不会伤害自己或者感到不适。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远比一般人喜欢独处和隐居。
内倾和外倾的两分法几乎完全不适用于这些人，我们在这里也不采用这种两分法。最有用的术语似乎就是“超然独立”（solitude）。(注：英文二版没有最后这句话）
他们常常可以超然于物外，泰然自若地保持平静，而不受那些在其他人那里会引起骚乱的事情的影响。他们发现远离尘嚣、沉默寡言、并且平静而安详是容易的，这样，他们对待个人的不幸也就不象一般人那样反应强烈。甚至在不庄重的环境与情景中，他们似乎也能保持尊严。
也许，这部分来自于他们的这样一种趋向：坚守自己对情境的诠释，而不依赖于别人的感觉或看法。
他们的这种沉默也许会渐渐地转变为严峻和冷漠。
这一超然独立的特性也许又与其他某些品质有联系。
首先，可以认为，我的研究对象比一般人更客观（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
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更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当问题涉及到他们自己，涉及到他们的愿望、动机、希望或抱负时也是如此。
结果，他们有能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常人不易达到的程度。
他们强烈的专心致志又带来心不在焉这种副产品，这也就是轻视以及不在乎外在环境的能力。
例如，他们具有熟睡的能力，不受干扰的食欲，在面对难题、焦虑、责任时，仍然能够谈笑风生。
在与多数人的社会关系中，超然独立招来了一定的麻烦和难题。
它很容易被“正常的”人们解释为冷漠、势利、缺乏感情、不友好甚至敌意。相比之下，一般的友谊关系更具依附性，更有所求，更渴望忠诚、赞赏、支持、温暖，更具有排他性。
的确，自我实现者并非在一般意义上需要他人。然而，既然被需要和被想念通常是友谊和诚挚的表现，那么显然，超然独立就不会轻易为普通人接受。
自治；独立于文化与环境
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是贯穿于我们已描述过的大部分自我实现者的一个特点。
既然自我实现者是由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乏性动机推进的，那么他们的主要满足就不依赖于现实世界，他人、文化或手段，总之，不依赖于外在的满足。
相反，他们自己的发展和持续成长是依赖于自己的潜力以及潜在的资源。
正象树木需要阳光、水份和养料一样，大多数人也需要爱、安全以及其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能够来自外界。
但是，一旦获得了这些外在的满足物，一旦人们内在的缺乏由外在的满足物所填补，个人真正的发展的问题就开始了，这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问题。
这种对于环境的独立性意味着面临厄运、打击、剥夺、挫折之类情况的相对稳定。在可能促使他人去自杀的环境中，这些人也能保持一种相对的安详。由于这种情况，也可称他们”self-contained”。
对于受匮乏性动机促动的大多数人，其需要的主要满足（爱、安全、自尊、威信、归属）只能来自他人，所以，他们必然离不开他人。
但是，由成长性动机推进的人实际上却有可能被他人所妨碍。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满足和良好生活的决定因素是个体内在的，而不是社会性的。
他们已足够强壮，独立于他人的赞扬甚至情感。
荣誉、地位、奖赏、威信以及人们所能给予的爱，比起自我发展以及自身成长来说，都变得不重要了。
我们必须记住，要达到这种超然于爱和尊重的境界，最好的方法（即使并非唯一的方法），是在过去就被给予了大量同样的爱和尊重。
调查了 36 名连环杀手，他们最一致的人生特点是有一个可怕的童年。这36名罪犯与母亲的关系清一色冷淡、互相排斥。泰德·邦迪，死在他手下的女孩难以统计，遇难者相貌相像。他小时候屡屡受母亲伤害，所以对母亲有刻骨仇恨，长大了开始报复，选择的都是像母亲的女孩。（并非所有的连环杀手或罪犯都因为幼年环境，但幼年环境的改善无疑能够大大减少恶性事件。）
他们为何变成连环杀手
（注：下面部分，英文和中文都在上一部分，但从内容看，理应放这里，且这一部分中的字眼“ACTIVE AGENTS”出现在这一部分的标题）
自主的另一个含义是自我决定、自我管理，做一个积极、负责、自我约束、有主见的人，而不是人云亦云、为他人左右，是强壮而非虚弱。
我的研究对象们自己下决心、自己拿主意，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这是一种微妙的素质，难以用语言描述，但它却十分重要。
这些人使我懂得了我以前理所当然视为正常的现象，即许多人不用自己的头脑做决定，而是让推销员、广告商、父母、宣传者、电视、报纸等代替他们做决定。这实际上是十分反常、病态、软弱的表现。
这些人是供他人指挥的兵卒，而不是自己做决定、自己行动的人。
结果他们易于感到无助、软弱、被他人摆布。他们是食肉动物的猎物、软弱的哀怨者，不是自我决定、负责的人。
对自主选择的政治和经济（self-choice politics and economics）来说，这种无责任无疑是灾难性的。
Democratic self-choice society 必须有自我行动者、自我决定者、自我选择者，他们具有自己的观点，是自己的主人，具有自由意志。
根据 Asch 和 McClelland 做的大量实验，我们推测自我决定者约占人口的 5%～30%，比例多少由不同的环境决定。在我的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中，100% 是自我行动者。
最后，我要下一个结论，尽管它必将使许多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感到不安：自我实现者较一般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意志”，更少宿命论。
不管“自由意志”和“宿命论”这两个名词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被定义，在这项调查中，它们是经验事实。进一步说，它们是程度性的概念，不是完全这样或者完全那样。
永远新鲜的欣赏力
自我实现者具有新鲜、天真地反复欣赏人生基本内容的奇妙能力，他们带着敬畏、愉快、好奇甚至狂喜，
而对于其他人，这些体验也许已经变得陈旧。
对于自我实现者，每一次日落都象第一次看见那样美妙，每一朵花都温馨馥郁，令人喜爱不已，甚至他已见过百万次。
他见到的第一千个婴儿，照样是令人惊叹的作品，如同他见到的第一个。
在结婚三十年以后，他仍然相信他婚姻的幸运；当他的妻子六十岁时，他仍然象四十年前那样，为她的美感到吃惊。对于这样的人，甚至日常的琐碎事物也会使他们感到激动、兴奋和入迷。这些非常的感情并不常见，它们只是偶或有之，出现在最难以预料的时刻。这个人可能已经摆渡过河十次了，但当他第十一次渡河时，又产生了第一次渡河时的强烈感受，一种美感与激动。
他们在美的选择上存在着不同。一些人主要向往大自然，另一些人主要是爱孩子，还有几个人一直主要热爱伟大的音乐。但确实可以这样说；他们从生活的基本体验中得到了喜悦、鼓舞和力量。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参加夜总会、得到一大笔钱或一次愉快的舞会中取得上述同样感受。
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种特殊体验。
对于我的几个研究对象来说，他们的性愉悦，特别是情高潮提供的不仅是一时的快乐，而且还有某些基本的增强和复活，这种增强和复苏有些人从音乐或大自然中得来。
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节“神秘体验”中做更多地说明。
我越来越相信，对自身幸福的熟视无睹是人类罪恶、痛苦以及悲剧的最重要的非邪恶起因之一。我们轻视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往往用身边的无价之宝去换取一文不值的东西，留下无尽的懊恼、悔恨和自暴自弃。
不幸的是，妻子、丈夫、孩子、朋友在死后比生前更容易博得爱和赞赏。
其它现象，如身体健康、政治自由、经济富足等也是如此。它们的真正价值只有在丧失后才被认识到。
Herzbcrg 对工业中 hygiene 因素的研究、Wilson 对 St. Neot’s margin 的观察、我对“低级抱怨、高级抱怨和超级抱怨”( low grumbles, high grumbles and meta grumbles )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我们能像自我实现者那样对待身边的幸事，如果我们能保持他们那种对好运气的常新的感觉和感激，我们的生活将得到极大的改进。
神秘体验；海洋感情
这些被称为神秘体验、威廉·詹姆斯有过很好描述的主观体验，对我们的研究对象来说，是相当共有的，虽然不是全部。
前一节谈到的那种强烈感情，有时变得足够强烈、混沌、弥漫，足以称为神秘体验。我在这一题目上的兴趣和注意，首先来自我的几个研究对象，他们用含糊而又通俗的措辞来描述他们的情高潮。我后来想起来，这些措辞曾被各类作者用来描述他们称为神秘体验的东西。在这些神秘体验中有一些相同的感受：无限宽广的地平线从眼前展开、从未有过的更加有力但同时又更无助的感觉、巨大的狂喜、迷茫、敬畏、失落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的感觉，最后，意识到发生了极为重要极有价值的事情发生了。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研究对象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被这种体验所改变和提升。
断绝这些体验与任何神学的或超自然现象的联系非常重要，尽管它们已经关联了上千年之久。因为这种体验是一种自然的体验，很可能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我把它称为高峰体验( peak experiences )。
显然，强烈的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是一些体验的极度增强，其中有自我消失或自我超越，
这些体验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精神高度的集中，献身行为，强烈的感觉体验，对音乐或艺术的忘我而热切的欣赏。
这一研究开始于 1935 年，从那时起，我已逐渐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高峰者(peakers)与非高峰者(non-peakers)的区别上。很可能，两者之间只是程度与数量的区别，但这却是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它的一些后果《Z 理论》一文已作了详细陈述。简单总结：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是讲究实际、追求实效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中间变体（mesomorphs）并且做得很好。而高峰者似乎还生活在存在的王国中（realm of Being），生活在诗歌、审美、象征、超越的境界里，生活在神秘的、个人的、非机构性的“宗教”之中，生活在终极体验（end experiences）中。我预言这将是关键性的性格学上的“种类差别”（class differences）之一。这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那些“健康的”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更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改革者，成为政治家、社会工作者、改良者、领导者；
而那些超凡脱俗的高峰者，则更可能去写诗、作曲、研究哲学、献身于宗教。
人类亲情
由 Alfred Adier 创造的这个词，是唯一可用的术语，能恰当描述自我实现研究对象对人类的感情。自我实现者对人类怀有一种很深的认同、同情和爱的感情，尽管他们有偶尔的气愤、不耐烦或者厌恶（下面将具体描述）。正因为如此，他们具有帮助人类的真诚愿望。好象他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个人对于兄弟的感情总体上是爱的感情，尽管这些兄弟愚盘、软弱或有时显得很卑鄙，他们仍然比陌生人更容易得到宽恕。（注：这一段和中文版较不相同，很可能是二版和三版的区别）
如果一个人的视野不够开阔长远，那么他就可能体会不到这种对人类的认同感。
自我实现者在思想、冲动、行为、情感上与其他人毕竟大不相同。
当不同出现的时候，在某些基本方式上，自我实现的人就象一个异乡的异客。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不管人们可能多么喜欢他。
他经常为普通人的缺点感到苦恼气愤，甚至被激怒；虽然这些对他来说，通常不过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有时甚至变成痛苦的不幸。
尽管有时他与他们相距很大，但他总是感到与他们有一种最根本的亲缘关系，他必须以他的明智对待他们，如果毫不谦虚的话，这种明智至少是：许多事情他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对许多事情他可以明察而他们却不能，有些在他看来是如此清楚明了的真理大多数人却看不见。
这也就是 Adler 称之为老大哥态度的东西。
人际关系
自我实现者比其他成年人（虽然不一定比得上儿童）具有更深刻和深厚的人际关系。
相比其它人，他们能有更多的融合、更崇高的爱、更完美的认同，更能消除他人认为合理的自我界限。然而，他们的这些人际关系有一些特殊的特点。首先，我观察到，这些关系中的另一方倾向于比一般人健康，且接近（常常是非常接近）自我实现者。 考虑到在全部人群中这种人所占比例之小，这里就有一个很高的选择标准。
这种现象，以及其它一些现象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自我实现者只与少数一些人有这种特别深的联系。
他们的朋友的圈子较小，他们深爱的人很少。
原因部分在于，以这种自我实现的风格和人亲密相处似乎需要很多时间。
忠诚不是一时的事。
一位研究对象对此这样说：「我没有时间交往许多朋友，也就是说，如果要交真正的朋友，是不可能同时交很多的。」（在我的小组里，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妇女，她似乎特别善于交际，简直使人感觉她生活的天职就是与她的家人、亲人、朋友、朋友的朋友保持密切、温暖、美好的关系。也许这是因为她没有正式的工作和事业，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妇女。）
这种排他主义的忠诚的确能够与普遍的人类亲情（Gemeinschaftsgefuhl）、仁慈、爱和友谊（正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同时存在。
这些人倾向于对几乎所有人和蔼，或至少对他们都有耐心。
他们对孩子有一种特别温柔的爱，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很容易接近。
在一种非常真实但是特殊的意义上，他们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悲悯）整个人类。
这种爱并不意味着缺乏鉴别能力。
事实上，他们也的确能够以现实而严厉的口吻谈到那些和批评相称的人，特别是那些伪善、狂妄自大、自命不凡或自吹自擂的人。
然而，就是在与这类人面对面地接触时，也不总是流露出贬斥。
有一段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的话，大致是这样的：「大多数人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本来有可能很了不起。他们犯各种愚蠢的错误，以致感到极为痛苦，但仍不明白他们良好的本意为何会落得这个结果。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人往往付出痛楚的低价。他们应该得到怜悯而不是攻击。」
也许，可能最简明的描述是，他们对别人的敌意反应：（1）那些人应得；（2）是为被抨击者好，或是为其它人好。
按照弗洛姆的意思，他们的敌意不是基于性格，而是反应式的或情境式的。
我掌握相关材料的研究对象，一致表现出另一个特点，在此也不妨一提，这就是：他们至少吸引了一些钦佩者、朋友甚至信徒、崇拜者。
自我实现者与他的钦佩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单边的。
钦佩者们要求的总是多于被钦佩者愿意给予的。
而且钦佩者们的热心常常使被钦佩者为难、苦恼甚至厌恶，因为他们常常超越通常的界限。
情况总是这样：当被迫建立这种关系时，我们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友好和蔼的，但是，他们一般会尽可能礼貌地回避那些钦佩者。
THE DEMOCRATIC CHARACTER STRUCTURE
我的研究对象无一例外地都可称为是最深刻意义上的 democratic people。
我这样说，是根据以前对独裁和 democratic 性格结构的分析。但这种分析过于复杂，这里不便重复，我们可以简单地描述这种表现的某几个方面。
这些人都具有明显的或显露出来的民主特点。
他们能够、也的确与任何性格相投的人友好相处，而不论其阶层、教育、政治信仰、种族或肤色。
实际上，他们看来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些区别，而这些区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却很明显而重要。
他们不仅具有上面这个最明显的品质，他们的 democratic feeling 也更为深厚。
例如，他们觉得不管一个人有什么其他特点，只要他有东西教自己，就可以向他学习。
在这种学习关系中，他们并不试图维护任何外在的尊贵或者保持地位、年龄之类的优越感。
甚至应该说，我的研究对象都具有某种谦卑的品质。
他们都相当清楚，与能知和他人所知相比，自己懂的太少了。
所以，面对那些可以教授自己的人，面对那些拥有自己所不掌握的技能的人，他们能真诚礼敬甚至谦卑，毫不装腔作势。
他们真诚尊重一位好的木匠，或者说，是尊重任何一位精通自己工具或手艺的能手。
必须把这种 democratic feeling 与缺乏鉴别力、不加分别地将一个人等同其它人的作法做出细致区别。
这些研究对象本身就是精英，他们选择的朋友也是精英，但这种精英是性格、能力、天赋上的，而不是出身、种族、血统、家族、家庭、寿命、青春、声誉或权力上的。
自我实现者有一种难以琢磨的最深奥也最模糊的倾向：对任何人就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只因为他是人；
甚至对于恶棍，他们似乎也不愿超越某种最低限度去降低、贬损或侮辱其人格。
然而这一点与他们强烈的是非观、善恶观共存。
他们更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挺身抗击邪恶的人和行为。
对于自身的愤怒，他们远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地矛盾、不知所措或意志薄弱。
道德/善恶区分
在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人会在区分自己实际生活中的是非时长期没有把握。不管他们能否用言词将这种状态表达清楚，他们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混乱、疑惑、自相矛盾或者冲突，而这些在普通人处理道德问题时很常见。
可以这样说，这些人的道德力量很强，有明确的道德标准，他们只做正确的而非错误的事。
不用说，他们的是非善恶概念往往不是传统性的。
David Levy 博士提出过一个方法来表达我描述的这种品质，他指出；若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人会被称为行于上帝之道的人或神圣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说他们信仰一个上帝，但他们把上帝描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而非有形的人物。
如果仅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解释宗教，那么这些人（包括无神论者）都属于宗教信仰者。
但如果我们更为保守地使用“宗教”这个术语，包括并强调超自然的因素和传统的宗教观念（这当然是更为普遍的用法），那么我们的答案就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当中几乎无人信仰宗教。
手段与目的区分
自我实现者的行为几乎总是表现得手段与目的径渭分明。
一般地说，他们致力于目的，手段相当明确地从属于目的。
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对其他人来说只是作为达到目的手段的经历和活动，我们的研究对象经常视为目的本身，这就使情况复杂多了。
他们较常人更有可能纯粹地欣赏“做”本身；他们常常既能够享受“到达”的乐趣，又能够欣赏“前往”本身的愉快。
他们有时还可能将平时最不起眼的活动变成一场具有内在欢乐的游戏、舞蹈或者戏剧。
韦特海默曾指出，大多数孩子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能把某种老套的程序、机械呆板的过程（例如，在他的一个实验中，把书从一个书架搬到另一个书架上去）转变成某种有序、有趣的游戏，他们通过遵循一定的系统方法或韵律来达到这种效果。
富有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
一个相当早的发现表明，自我实现者的幽默感不同于一般类型。由于这一特点为我的研究对象所共有，当时很容易就发现了。对于一般人感到滑稽的事情，他们并不觉得滑稽。
因而，恶意的幽默（以伤害某人来逗笑大家）、体现优越感的幽默（嘲笑他人的低等）、反禁忌性的幽默（硬充滑稽的猥亵笑话）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开心。
他们幽默的特点在于：常常是更紧密地与哲理而不是与其他东西相联系。
这种幽默也可以称为真正的人的幽默，因为它主要是笼统地取笑人类的愚蠢、得意忘形或者妄自尊大。
这种幽默有时以自嘲的形式出现，但自嘲者不会表现得象个受虐狂或者小丑。
林肯的幽默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林肯很可能从来没有开过伤害他人的玩笑，他的许多甚至绝大部分玩笑都有某种意义，远不止仅仅引人发笑。类似于寓言，它们似乎是一种更有趣味的教育形式。
如果简单地以开玩笑的数量为根据，我们的研究对象可以说不如普通人那样幽默。在他们当中，富有思想性、哲理性的幽默比普通的双关语、笑话、妙语、挪榆和开心的巧辩更为常见。前者所引起的往往是会心的微笑而不是捧腹大笑。
它内在于当时的具体情境而不是强加于这个情境，它是自发的而不是事前策划的，并且往往无法重复。
由于一般人习惯于笑话故事和逗人发笑的材料，因此，他们也就很自然地认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严肃庄重。
这类幽默可以到处都是；
人的境遇、人的骄傲、严肃、奔波、忙碌、野心、努力、规划都可以被看成是有趣、诙谐甚至可笑的。我曾经置身在一间摆满“活动艺术”作品的房间中之后，才对这种幽默感恍然大悟。在我看来，“活动艺术”作品以它的喧嚣、动荡、混乱、奔忙、劳碌以及这一切的茫无目的对人生进行了幽默的讽刺。
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专业工作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作也是一种游戏，在严肃对待的同时，也可以用某种方式轻松对待。
创造性
这是我们研究或观察的所有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特点，无一例外。（详见本书第十三章“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
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显示出独特的创造性或原创性。
本章较后部分的讨论可以使这些独到之处得到较为完整的理解。
但有一点要强调，自我实现型的创造力与莫扎特型的特殊天赋的创造力是不同的。我们不妨承认：所谓的天才们显示出我们难以理解的能力，他们似乎被专门赋予了一种冲动和能力，而这些冲动和能力与该人人格的其余部分关系甚微，从全部证据来看，是该人生来就有的。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种天赋，因为它不取决于心理健康或基本需要的满足。
而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似乎与未受污染的孩子的天真、普遍的创造力一脉相承。
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
大多数人随着适应社会而逐渐失去了它，但是少数人似乎保持了这种以新鲜、纯真、率直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方式，或者先是象多数人那样丧失了它，而后又在生活中复得。
Santayana 把这称作“第二次纯真”，这是很恰当的说法。
这种创造力在我们的一些研究对象身上并不是以著书、作曲、创造艺术作品这些通常形式体现出来的，相反，它可能要普通得多。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作为健康人格的一种显现，仿佛是映射在世界上的投影，或者，仿佛为这个健康人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涂上了一层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有富有创造力的鞋匠、木匠、职员。
一个人会以源于自己性格天性的某种态度、精神来做任何一件事。
一个人甚至能象儿童一样富有创造性地观照世界。
在这里，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这个特性单独提出，仿佛它与那些引它出现和由它导出的特性是彼此分离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我们现在讨论创造力时，只是从结果的角度来描述我们前面称为更加新颖、更具洞察力和更有效的感知。这些人似乎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相对于那些较为狭隘的人更具有创造性。
并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人拘谨少、束缚少、受限少，一句话，他们被文化同化得少。
用积极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他们更自然、更具自发性和人性。
别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创造性，也是这一点引出的结果之一。
假如我们象在儿童研究中那样，设想所有的人都曾经是自然的、并且在最深层本质上仍然如此、但除了这种内在的自然性外还有一整套表层而强大的约束，那么这种自然性肯定会受到控制，不会出现得过于频繁。
假如没有扼杀力量，我们也许能够认为每个人都会显示出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性。
反抗对某种文化的适应；超越于任何文化
自我实现者都属于适应不佳（从文化认可和文化认同的单纯意义上说）。虽然他们在多种方面与文化和睦相处，但可以说他们全都在某种深刻的、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抵制文化适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疏远他们沉浸于其中的文化。
总的看来，这些健康人与他们所处的不健康文化之间，关系非常复杂，其中至少可归纳出以下成分：
（1）在我们的文化中，所有这些人在选择衣服、语言、食物以及做事的方式时，都同样囿于显然的习俗。
然而他们并不真正传统，当然也非赶时髦。
其中的态度通常被这样描述：
一般来说，社会上流行哪些习俗对于他们并没有多大妨碍，换一套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它们让生活舒适了些，但不值得小题大作。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接受大部分他们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性关系的事情。
参加派对穿什么鞋、选择什么发型、如何举止，我们的研究对象都不太关心，别人往往只会对他们耸耸肩膀。 这不是道德上的问题。
但是，既然这种勉强的接受并不是热情的认同，他们对于习俗的服从就往往草率敷衍，或者简捷行事以求干脆、坦率、节省精力，等等。
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代价过于昂贵时，表面的习俗暴露出了它那浅薄的面目，就会像肩上的斗篷一样被轻易抛开。
（2）从青春期或狂热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几乎无人可称为反叛权威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因不公正而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对于文化并不显出主动的不耐烦或者不时出现的的长期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它。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而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现在他已厌恶而绝望地放弃了这一切。由于他变得习惯于（这个文化和时代中）社会变革的缓慢，他最终转向了对青年的教育。其余的人表现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长期的关心。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这种变革毋庸置疑的益处和必要性。
他们的这种情况绝非缺乏斗争性。
当急速的变革成为可能时，这些人可以立即表现出果断和勇气。
虽然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属于激进派，但是我认为他们很容易成为激进派。
首先，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别忘了是谁选择了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认为自己在为改良社会进行真正重要的工作。
其次，他们是现实的，似乎不愿去做巨大的、但却无谓的牺牲。
在更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十有八九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参加激烈的社会行动。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反纳粹地下活动。
我觉得，他们反对的不是斗争而是无效的斗争。
在讨论中经常出现的另一点是享受生命、过得快活的可取性。
这一点看来是唯一与全力以赴的狂热反抗不相容的。
而且，在他们看来，这种反抗相比预期的微小成果相比，是太大的牺牲。
他们大多数人在青年时期都有斗争的经历，都有急躁、热情的插曲，现在大多懂得，对于急速变革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
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用一种能被认可的、冷静的态度、愉快的日常努力从内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排斥它、从外部去反对它。
（3）与文化相分离的内在感受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是几乎出现在所有研究对象身上，尤其在讨论作为整体的美囶文化时，在同其他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时更是如此。
实际上，他们似乎经常疏远它，仿佛他们不属于这种文化。
热爱（或赞同）与反对（或批评），两种态度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他们依靠自己的眼光从美囶文化中选择好的东西、拒斥坏的东西。
总之，他们对文化进行权衡、分析、辨别，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
这种态度的确与一般的消极顺从于文化塑造大不相同，后者在许多集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中，从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对象身上发现。它也不同于对一个毕竟相对较好文化的完全排斥，较好是相对于实际存在的其它文化而言，而不是相对于幻想中的理想天囶而言。
我们的研究对象疏离于他人，喜欢独处（前面对此已有描述），对熟悉的和习惯的事物的需要及偏爱不象一般人那样强烈，这些情况或许都体现了他们独立于文化的特点。
（4）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以称为有自主性的人，他们受自己的个性原则而不是社会原则所支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或不单纯是美囶人，而且广义地说，相比其他人，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人类的成员。
假如刻板地去理解，那么说这些人高于或超越了美囶文化就会引起误会。因为他们毕竟讲美国话、有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们同过分社会化 ( oversocialized )、行为机器人化 ( robotized ) 或者种族中心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假定：这个研究对象群体不仅仅是另一个亚文化群体，而且还更少文化适应、更少平均化、更少模式化。这里有个程度问题，他们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个连续统一体是按照从对文化的相对接受到到相对分离的顺序排列的。
如果这个假定可以站得住脚，我们至少能够从它再推出一个假设：在不同文化中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独立于自己文化的人们，不仅其民族性应该较弱，而且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程度应该高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同胞。
总而言之，观察结果表明，相对健康的人有可能在美国文化中产生。这就回答了这个老问题「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
这些相对健康的人们凭借内在的自主与外在的认可之间的复杂结合得以生存，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这种文化能够容忍拒绝完全文化认同的独立性。
这当然不是理想的健康。显然，我们不完美的社会一直把约束和限制强加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这些约束和限制使他们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而他们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的自发性就越是减少，他们的某些潜能就越是不能实现。既然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许在任何文化中）只有很少人能够达到健康，那么这些达到健康的人就会具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孤独感，从而较少自发性、减少潜能的实现。
自我实现者的不完美
小说家、诗人和随笔作家们常犯的错误，是把一个好人写得过分好，以致把他漫画化了，结果使大家都不愿意做这种人。
人们把自己对完美的希望以及对自己缺点的罪恶和羞愧，投射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普通人对他们的要求远比对自己的要求多。
因此，教师和牧师有时被认为没有世俗的欲望和弱点、没有快乐。
我认为大多数试图描写好人（健康人）的小说家把这些好人塑造成自命不凡的讨厌鬼、提线木偶或者不真实理想的虚假投影，而不是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身体强健、精神饱满、充满活力的个体。
我们的研究对象会表现出人类的许多小缺点。他们也有愚蠢的、挥霍的或粗心的习惯。
他们会显得乏味、顽固、令人厌烦或恼怒。
他们并没有摆脱浅薄的虚荣心和骄傲感，特别是涉及到他们的作品、家庭或孩子时更是如此。
他们发脾气也并不罕见。
我们的研究对象偶尔会表现出异常的、出乎意料的无情。
必须记住，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人，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超越常人的能力表现出一种外科医生式的冷静。
假如发现自己长期信任的人不诚实，他们就会毫不惋惜地中断这种友谊，而并不感到痛苦。一个与自己并不爱的人结婚的妇女，在决定离婚时表现出的果断几乎近于残忍。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很快从哀悼亲友死亡的情绪中恢复过来，以至显得有些无情。
这些人不仅坚强，而且不被其它人的观点左右。
有一次，当一位妇女在一次聚会上被介绍给他人时，她因对方乏味的俗套而非常愤怒，有意让自己的言行震惊对方。也许有人会说，她这样做未尝不可，但人们不仅会对她本人而且会对主持聚会的主人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虽然我们这位研究对象想要对这些人疏远，但男女主人却并不想这样做。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主要源于研究对象倾心投入在非个人世界的例子。
当他们全神贯注或者陶醉于自己的兴趣时，当他们高度专注于某个现象或问题时，他们可能变得对周围事情心不在焉，毫无幽默感，忘记了他们一般的社交礼貌。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聊天、逗乐、聚会之类的不喜欢会表现得更明显，他们的言行会让人感到很痛苦、震惊、羞辱或者感到受到伤害。
这种超然独立带来的其它不快（至少在别人看来）后果上面已经列举过。
甚至于他们的仁慈也会导致错误，例如，出于怜悯而与人结婚；与神经病患者、生厌的人、不快乐的人相处太深而又感到后悔；有时为无赖行骗开了方便之门；给出的东西超出了应有的范围而鼓励了寄生虫和精神变态者；等等。
最后，前面已指出，这些人也有罪恶感、焦虑、悲伤、自责、内心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现象并非源于神经质，然而，今天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却无视这一事实，在往根据以上现象就认为这些人不健康。
我想，这种情况给我们的教诲是，我们都应明白：人为完人。
其实，好人、非常好的人，乃至伟人都可以找到。
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创造者、先知、哲人、圣人、巨人和实干家。
即使这些人十分罕见、凤毛麟角，也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希望。然而，就是他们也会不时流露出易怒、暴躁、乏味、自私或沮丧等弱点。
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们必须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
价值与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者以哲人的态度接受他的自我、接受人性、接受众多的社会生活、接受自然和客观现实，这自然而然地为他的价值系统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接受性价值，在整个日常的个人价值判断中占很大一个比例。他所赞成或不赞成的、他所忠于的、他所反对的或建议的，他所高兴的或不高兴的，往往都可以理解为这种接受性的潜源特质的表面衍生物。
自我实现者的内在动力不仅自然地无一例外地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基础（因此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看，充分发展的人性是普遍的、跨文化的）；同样的动力也提供了其他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l）他与现实的特别适意的关系；（2）他的人类亲情；（3）他的基本上得到满足的状态，并最终从中产生了各种富余、富足、充溢的结果；（4）他所特有的对于手段和目的的区分，等等。
这种对待世界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果：在生活的许多领域，冲突、斗争以及选择时的犹豫和矛盾减弱或消失了。很明显，“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不接受或不满意的副现象。在一种异教徒的气氛里，许多问题似乎没有道理，并且淡化了。其实，与其说解决了这些问题，不如说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了，它们首先就从来不是一些内在固有的问题，而只是一些“病态的人制造的”( sick-man-created )问题，例如，打牌、跳舞、穿短裙、在某些教堂里接受祝福或不接受祝福、喝酒、只吃某些肉类或只在某些日子里吃肉。对于自我实现者而言，不仅这些琐事变得不重要了，而且整个生命进程在一个更重要的水平上继续发展，例如，两性关系、对身体构造及其功能的态度、对死亡本身的态度等。
对这种发现的更深层次探索使笔者想到，被视为道德、伦理和价值的许多其他东西，可能是一般人普遍心理病态的副产品。一般人被迫在许多冲突、挫折和威胁中作出某种选择（价值就在选择中表现出来），而对于自我实现者，这些冲突、挫析和威胁都消失或者解决了，就象关于一个舞蹈的争论会平息一样。
他们觉得，似乎不可调和的两性斗争不再是斗争，而是快乐的协作。
成人与儿童的利益其实根本没有那样强的对抗性。
对他们来说，不仅异性间和不同年龄间的不和是如此，天生的差异、阶级和种性的差异、政治的差异、不同角色间的差异、宗教差异等等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些差异都是焦虑、惧怕、敌意、进攻性、防御和嫉妒的肥沃的温床。但现在看来，它们似乎并非必然如此，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对于差异的反应就很少属于这种不值得追求的类型。
他们更倾向于享受差异，而不是害怕它们。
师生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范例。我们研究对象中的教师行为方式非常健康，这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同于一般人。
例如，他们将它理解为愉快的合作，而不是意志、权威或尊严之类的冲突。
他们以自然的坦率代替了做作的尊严，前者很不易受到威胁，而后者很容易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冒犯。
他们并不试图做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也不搞威吓学生的权力主义；
他们并不认为学生间、师生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他们也不会摆出教授的架子，而是保持象木匠、管道工一样普通人的本色。
所有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没有猜疑、小心翼翼、防御，没有敌意和担心的课堂气氛。
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中也同样如此，当威胁减弱了，这些类似的对威胁的反应往在也就消失了。
绝望者和心理健康者在原则和价值观上至少在某几个方面不同。
他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自己隐蔽的心理世界的感知（理解）有着深刻的区别，这种感知（理解）组织和有效利用部分地是这个人的价值系统的责任。
对于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来说，周围世界是个危险之地，是一片丛林，是一个敌占区，里面一部分居民被他们统治，而另一部分则统治他们。
就像任何的丛林居民，他们的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受低级需要、特别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支配和组织。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则不同，由于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他能够把这些需要及其满足看得无所谓，并全力以赴地追求更高级的满足。这就是说，两者的价值体系不同，事实上也必然不相同。
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屋子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
这种人的主导情绪是恐惧、仇恨、颂赞、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的精神状态必须要同战争状态相适应。战争是不是真的在打，这无关紧要。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在已自我实现了的人的价值系统中，其最高部分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它是个人独特性格结构的体现。
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不容置疑，因为自我实现就是实现一个自我，而没有两个自我是完全相同的。
只有一个 Renoir，一个 Brahms，一个斯宾诺莎。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同时个性化的程度却又更高，他们更加鲜明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也不象任何常人对照组的成员那样容易彼此互相混淆。
也就是说，他们之间非常相似但又同时迥然不同。
他们同迄今描述过的任何一类人相比，都有着更加彻底的个性，同时又有着更加完全的社会化，有着对人类的更深刻的认同。
他们同时既更接近于他们的人类族群共性，又更接近于他们独特的个性。
自我实现中二分法的消解
本章以及其他章节有好几处断定，过去认为是截然相反、对立或一分为二的东西，其实只对较不健康者存在。
在健康者看来，这些一分为二的问题已经解决，对立己经消失，许多过去认为内在对立的东西已经合并结合为一体。
例如，在健康人身上，心与脑、理性与本能或认知与意动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消失了，它们的关系由对抗变成协作，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它们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
一句话，在健康人身上，欲望与理性相互吻合，天衣无缝。
圣奥古斯汀说：「挚爱上帝，为所欲为」，这句话可以恰当地解释为：「做健康者，为所欲为」。
在健康人身上，自私与无私的二分消失了，因为他们每一个行动从根本上看既是利己又是利他。
我们的研究对象既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又非常不受约束，喜爱声色口腹之乐，以至于性成为通向精神和“宗教”之路。
当责任同时也是快乐，工作等于消遣时，当履行职责并且讲求实效的人同时也在寻求快乐，而且的确非常愉快时，职责与快乐、工作与消遣也就不再相互对立了。
如果最社会化的人本身也最利己主义的，如果最成熟的人同时又像个孩子，如果最讲道德和精神的人同时生命力又最旺、欲望最强，那么继续保持这些二元对立还有什么意义？
关于以下对立我们也有同样发现，这些对立包括：仁慈与冷酷、具体与抽象、接受与反抗、自我与社会、适应与不适应、疏离他人和认同他人、严肃与幽默、认真与随便、庄重与轻浮、酒神与日神、内倾与外倾、循规蹈矩与不合习俗、神秘与现实、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肉欲与爱情、性爱与友爱等。
对于这些人，本我、自我和超我是互相协作的，它们之间并不发生冲突，它们的利益也无根本分歧，而神经病息者则恰好相反。
自我实现者的认知、意动和情感结合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形成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互相渗透的状况。
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的满足不是处于对立，而是趋向一致，许多重要的哲学两难推理都被发现有两种以上的解答，或者根本没有答案。
假如两性之间的冲突在成熟的人那里根本不存在，而仅仅是成长缺损或不良的征兆，那么谁还愿意选择这种冲突的关系？
谁会深思熟虑地、有意地选择心理病理状态？
当我们发现真正健康的女性同时既好又坏时，我们还有必要在互相排斥所谓的好女性和坏女性之间进行选择吗？
就象在其他方面一样，健康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类型上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学。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研究有缺陷、发育不全、不成熟和不健康的人只会产生残缺不全的心理学和哲学，而对于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必将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心理科学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