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卢作孚的求索之路：文人，官员，商人

卢作孚因创建民生公司而广为人知，但他不仅是一位实业家，更是一位改革家。他在重庆北碚[bèi]做的改革，是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动实践。他出生在 1893 年，成长于清末，青年时做教师、记者，后来又踏上商业之路，孜孜以求的，是心中的家囶理想。

百年前的青年记者

1916 年（民国 5 年）夏天，23 岁的卢作孚离开小学课堂，来到成都做《群报》的记者、编辑，大胆针砭时弊，呼吁「教育独立」，撰文《各省教育厅之设立》：「社会上凡百事，孰非以教育培之根底者，故必有独立之精神」。

一个新闻记者，能够随时随地注意新闻，则随时随地都可得到新闻，问题是在新闻记者本身会不会去采访。

有一次本人在成都的一家汤圆店中，知道汤圆四钱一个，记得宣统元年时，则为四钱五个，因此《三年中成都物价之变迁》，就以汤圆的价值来引证，已经五倍起来了，岂不又是一段极好电经济新闻吗？
卢作孚

卢作孚抨击时政，深受民众欢迎，但引起当政者短视。1917 年，卢辞职回乡在中学任数学、国文老师，而《群报》不久则被查封。

1919 年春，卢作孚接受邀请，再次来到成都媒体界，在新生的民营报纸《川报》担任记者、编辑和主笔。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卢对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做了积极报道，抨击政府和帝国主义。张秀熟回忆，《川报》是当时成都唯一一家不畏政府恫吓、替学生说话的报纸。不仅如此，卢还脱下长衫，与青年学生一道冲到街头参加活动。8 月，《川报》创办人李劼人参加勤工俭学赴法留学，卢继任社长和总编辑。他创辟《省议会旁听录》专栏，每当省议会开会时，卢以记者身份旁听，然后专栏开发，对违背民众愿望和利益的举措一一揭露和抨击。

在主持《川报》时期，卢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总会设于北京，在上海、南京、成都及巴黎均设有分会，会员遍及许多省市以及欧美、南洋等地，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均加入该会。学会除出版刊物外，经常举行讨论会、演讲会。凡是新出现的学术思潮、学术观点，都是会员们座谈、议论的话题。会员之间，各抱主义不一。

任职泸州，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1921 年初，卢作孚接受邀请来到泸州。当时，川军刘湘在军阀争战中获胜，其所部川军第 2 军第 9 师进驻川南重镇泸州，师长杨森就任泸永镇守使兼永宁道尹。杨森「对于地方建设，颇有兴作」，上任伊始，提出「建设新川南」。为推行新政，杨森竭力延揽人才，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进步人士相继来到泸州，卢作孚就是其中一员。杨森致热情邀请卢作孚到泸州，襄助「新川南」建设。卢作孚感到从事教育事业，正是实现「教育救国」理想，施展人生抱负的绝佳舞台。于是，卢作孚欣然来到泸州教育科科员。不久，杨森以卢作孚「为人谙练有识，劲气内敛」，任命他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主持川南的教育工作。

卢作孚说：「自己在 1920 年以前，还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如做教师，只能在讲堂上说，而且照着教科书向着学生说；当新闻记者，还是说，而且只能在报纸上去说。第一次给我做的机会，还是杨军长，是在泸县任教育科长那时候，才用力在教育上学做的试验。」

卢作孚对于教育「以两种思想，第一为改革学校教育，第二为建设社会教育」。

设在泸州的川南师范学校，是川南 25 县培养小学教师唯一的一所学校。卢召集学校教员，提出自己的教育理想，第一少用教科书，第二打开校门，使学生日常能与自然和社会接触。卢邀请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德熙、恽代英、穆济波、周晓等人来到南师，开启了学校教育改革。

恽代英（小卢作孚两岁）也关心教育问题。他在 1920 年 4 月的《少年世界》第 1 卷第 4 期发表《敬告高等师范教职员及学生》，批评学校只知培养学生适应眼前社会，不能改造社会，提出高师的训练应该使学生独立自尊，只服从理性，不服从权力。

1921 年 10 月 30 日，少年中国学会的恽代英（CPC 党员）受卢作孚之邀到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务主任（后任校长）(《恽代英在川南师范的革命活动》](http://www.docin.com/p-708559333.html) ），在该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恽代英到通俗教育馆讲演，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给了大家一个形象的自我介绍：「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卢作孚当即提出异议，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卢作孚和恽代英约定：卢搞建设，恽搞革命，双方将来要「殊途同归」。
卢作孚《这才是伟大的力量》1938.4.30

卢在白塔寺创办通俗教育会，每逢星期三、六晚上，这里都会举行各种时事讲座和辩论会，还经常邀请进步人士来演讲。许多年以后，当年的听众还记得，那时的讲题有「什么叫新文化运动」、「青年要摆脱保守、闭塞的思想」、「勇敢地创造青春的中国」、「男女平等」等等。

在卢作孚领导下，泸州建成了图书馆，还送书下乡。举办各种和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展览吸引了大量民众参观，学习。1922 年春天主办川南联合运动会，运动场专门设立了剪发棚，杨森的夫人第一个带头剪掉了头发。7 天的运动会，参加的男女运动员有 1400 多人，比赛项目有田径、球类、体操、武术等几十项。运动场周围还展出了各县的土特产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从此，川南各县学校都有了体育课。

在杨森的经费支持下，卢作孚着手创设在杂志和报纸，邀请进步报人周牅民负责报社工作，购买设备解决报纸的印刷问题。

1922 年初，《教育月刊》和《新川南日刊社》正式出版发行。

《月刊》宗旨有二：「研究教育应循之途径，与应采之办法」，「叙述道署教育之状况及其改进之经过」。卢撰写多篇文章，讨论了教育经费、教育方法、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问题。

《新川南日刊社》创刊启事别开生面：

我们组织了一个报，名叫《新川南日刊》，《新川南日刊》社址设泸县白塔街，定于三月十日出版，宗旨在鼓吹民治，传播新文化，提倡教育实业，灌输国民常识，研究种种社会问题。内容分论说、专电、重庆电话、国内要闻、国外要闻、本省新闻、社会新闻、小新闻、社会调查、讲坛常识、小说浪漫谈、科学谈、教育谈、实业谈、特载、专件等数十门。消息非常灵通，议论非常正大，并不是专门给私人作起居的机关报，又不是特别替官厅宣布德政及命令的政府公报，……也不是左右取巧面面应酬的滑头报。简单一句话，这是代表舆论、指导舆论的公正报。这是代表舆论、指导舆论的公正报。报上所鼓吹的就是大家所愿望的，所攻击的就是大家所反对的」。

1922 年夏，在一场新的军阀争战中，杨森败北，退出泸州。川军第 1 军中的旅长张挺生趁机进占泸州，取代杨森成为永宁道道尹。张挺生是一个保守派人物，对杨森的「新川南」建设进行大肆清算，禁止新政的推行。张挺生免去了卢作孚教育科长的职务，同时还发布禁令:「停止轻俗无度各种报章」，明令封杀进步报刊。（龙世和.船王卢作孚与《新川南日刊》）

成都通俗教育实验

1924 年杨森到成都，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邀请卢作孚到成都担任教育厅长，卢作孚提议在成都设立通俗教育馆，自己出任馆长，继续他的教育试验。

当时，仅仅有三间阴暗的简陋屋子和极少的经费供他使用，馆址设在破烂不堪的少城公园。但在极短的时间里，少城公园就彻底变了样。落成的通俗教育馆包括：一个博物馆，其中分为自然陈列馆、历史陈列馆、农业陈列馆、工业陈列馆、教育陈列馆、卫生陈列馆、武器陈列馆、金石陈列馆；一个图书馆，其中有成人图书馆、儿童图书馆；一个公共运动场，其中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赛、径赛等各种场所和设备；一个音乐演奏厅，其中包括中、西音乐及京剧、川剧演唱的组织；一个动物园；一个游艺场。所有这些，都设置在一些花园当中，而花园又各依地段作出不同的布置：有的地方是草坪，有的地方是花坛，有的地方是竹林或树丛，有的地方是山丘，甚至还有的地方是溪流。这里常常举行科学、教育及社会改革的讲演会，举行中、西乐演奏会。博物馆里常常举办古物展览会、中囶画展览会、西洋画展览会、货币展览会、卫生展览会、金石展览会和革命史展览会。运动场上经常开运动会，并经常进行球类比赛、自行车比赛、团体操表演等。花园里每年必办菊花会。所有这些活动都充满了生气，吸引了成都市极多的人群。

通俗教育馆的一个功能是让人看到它的建设变化，不知不觉受到教育、启发和鼓舞。卢作孚常常对馆内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盼望人们看我们做出来摆在地上或摆在屋里的成绩，而盼望人们看我们做，看我们如何做。」他们曾经以一天的时间改换了新的桥梁，以一夜的时间改换了十个陈列馆的陈列品，以短短几天的时间堆起了一座山，以十几天的时间建起了一幢房屋。通俗教育馆不仅把成都的人吸引过来，还将成都各方面的人才也会聚起来。为了制造轮船、火车、机器的模型和安设池中的喷泉，而集中了机械工程师；为了建筑房屋、道路、桥梁、堤岸，而集中了建筑和土木工程师；为了运动会的召开，而集中了体育专家；为了音乐演奏而集中了西乐、中乐方面的音乐家；为了展览古物，集中了古物专家；为了展览图画，集中了美术家；为了园艺布置，集中了农业专家和花园的主人、工人；为了卫生运动，尤其是普种牛痘，集中了中医和西医；为了饲养动物，集中了兽医……。几乎凡在成都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都被卢作孚集中到了通俗教育馆。常常邀请他们开会、工作、表演，大家都自愿不计报酬，热情工作。

而长期的社会实践，卢作孚感到「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使事业共浮沉」。工作之余，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畅谈自己的理想，认为要救囶，必须发展文化教育；要发展文化教育，必须首先兴办实业；只有有了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他还认为兴办实业应当首先兴办交通，「交通运输是全世界的血脉」，「交通建设是扫除一切障碍的先头部队」，交通建设「应在一切建设事业之先」，「交通事业，是现在人们生活上最需要的事业」，四川落后，交通闭塞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5 年川军内战再次爆发，刘湘接替杨森主持川政，卢作孚的通俗教育实验再次遭受挫折，卢作孚终于下定决心，和同道返乡，筹备民生公司。

我的轮船公司取名叫民生，人们都以为我是取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全部意思。概而言之，其直接而现实之意思是发扬中山先生之民生 学说，解决民生问题为富国强兵之本。而深一层的更广大的意义则是：以我中华全体国民之生生不息为其根本所归。——不是少数富户、才子佳人，而是全体国民丰 衣足食，安居乐业，多子多福，文明康乐，生生不息……

（本节主要摘自：《我的父亲卢作孚》）

开创民生

卢作孚同友人彭瑞成、赵瑞清满怀希望地回到合川，希望说服乡亲父老们投资于他们所要设立的航运公司。合川为嘉陵江、涪水、渠水三江汇合之处，故名「合川」，生活在那里的人每天都与水路打交道，对于航运并不陌生。但是当时从合川到重庆，也只有两艘木驳航船和一些小木船在跑，要花大价钱买轮船，他们没有见过，也没有信心。虽经多方游说，最后也只有卢作孚的老师陈伯遵和黄云龙等十来个同学、朋友响应。于是在 1925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民生公司正式进入筹备阶段。

当时大家议定筹集资本 2 万元，但是无论是当时担任合川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还是黄云龙等青年，都没有什么钱，最后只募到 8000 元。

卢作孚这时负责调查四川航运业情况和买船事宜。他到重庆调查重庆至宜昌的川江航运情况，发觉在这条航线上已经是「船」满为患，只有一两艘船的华商轮船公司无法与外商轮船公司竞争，营业都不景气。而嘉陵江上的航运业务还有发展的空间，所以决定经营合川至重庆航线。

在发展方向确定后，卢作孚和赵瑞清到上海订购轮船。经过多方考察，最后向上海同兴机器厂订购了一艘 70 吨重的小火轮，要求引擎是德国奔驰公司生产的，造价 3.5 万元。这对于民生公司来说无疑是个天价，大家来电劝卢作孚暂缓订购船只。但是卢作孚认为再拖延将失信于乡亲父老，要想筹集资本就更难了。所以他还是决定签订订购合同，并交了 3000 元的订金。还剩下 5000 元，卢作孚也不愿再带回合川，而是放手一搏，全部用来买了一台发电机和一台柴油机，以及一些电料和水暖器材，要在合川办一个小型电灯自来水厂，一方面让父老乡亲们看看科学的力量，好对他们要创办的轮船公司产生信心，另一方面也想用电灯自来水厂的盈利来支持民生公司筹备阶段的开支。经过努力，卢作孚的这一想法基本实现了，合川成了四川第一个用电灯照明的县城。

东拼西凑之下，终于凑齐造船款。1926 年 6 月 10 日在重庆召开公司成立大会，卢作孚到宜昌去接船，路过万县时，时任市政督办的杨森又邀请卢作孚留下来协助他办理市政，卢作孚婉言谢绝，连夜帮他起草了一份万县市政建设计划，就离开了。7 月中旬，在卢作孚的亲自指挥下，民生轮冒着很大风险穿过三峡，开到了合川码头。父老乡亲们看到了崭新的轮船，对于卢作孚这些青年有了信心，投资踊跃，资本顺利筹足。

1926 年，民生公司属下「民生」轮开始定期航行于重庆至合川之间，以客运为主，客货联运，过去需要两天的路程，现在顺水只需 4 小时，逆水 9 小时，旅客称便，所以营业兴旺。可是三个来月后嘉陵江进入了冬季枯水期，民生轮这样的浅水小船也无法航行。是年 11 月民生轮改航重庆至涪陵线，同样营业兴旺，获利可观，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公司赢利 2 万余元，股东投资更加积极了， 1927 年冬资本增加到 10 万元，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新购一艘浅水轮船「民用」号，使渝合线全年通航，又以 3 万元从谭谦禄手中购进一艘船，改名为「民望」号，航行渝涪线，民生公司初步奠定了基础。

「民望」号船体大而坚固，马力足，完全可以航行川江航线。所以卢作孚这时想打入川江航运。鉴于重庆至宜昌段竞争过于激烈，于是决定从上游做起，民望轮在 1929 年正式航行重庆至宜宾一线。在枯水季，以民生轮航行渝涪线，以民望轮航行长江上游航线，以民用轮航行渝合线，各得其所，民生公司业务发展很快，当年盈利 4.9 万元，成为一家有生气的航运公司。

民生公司由 1930 年三个小江轮至 1937 年 6 月扩充至 46 艘轮船，航线亦由四川省延伸至长江全线。

当时的船运一般采用买办制度，管理放松到不能过问的程度，等到亏折太深，积重难返，不可爬梳。民生公司彻底取消了买办制，彻底管理每只轮船的人员，物料，收入及开支。接收一只轮船，即取消一个买办，即确立一个轮船的管理方案。实行几个口号：「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益的」，「站在轮船的地位，一方面为客人服务，使一切客人感受舒服，一方面为货物服务，使一切货物得到保护，因此必须为船服务，使轮船健全，航行安全。」新造的二只姊妹轮船划分了若干间三等舱，每间只容纳十六个人，夏天可使空气自然对流，冬天却又易于保温，二三等舱一样各有男女个别的自来水冲洗的厕所和浴间。改善服务的运动，不仅表现在物质的设备上，而且表现在人的活动上；不仅普遍于船上，而且联络在岸上。对于客人上船时接收行李，安顿铺位和在船上的一切饮食起居以至于后来收拾行李，招呼力夫或划子，送客上岸，无不照料周到。长航轮船如像往来上海重庆间的，各级舱位，都可收听广播的音乐及新闻，每日都有新闻摘要，油印分送每位客人，沿江经过地方，都有风景照片，供客人传观；侍应人员都可将沿途风景、风俗、交通、出产及一切旅行应知事项，告诉客人。船上设有电台可为客人传达消息。客人到达码头后，岸上有服务人员可为代运行李，代觅住地。码头秩序，亦极良好，绝无强运行李和强索运费的力夫和划子。凡这种种减少了旅客在旅程中无限的困难，而使得到了无限的便利和安慰。曾经欢迎了若干入川考察和举行年会的团体，曾经欢送了若干出川旅行的团体，都使他们感觉了水上旅行的兴趣。对于货运，不但改善装卸以减少货物的损坏和损失；尤其提倡联运，不但自己的全部航线可以联运起来，对于太古、怡和、招商的长江航线，南洋航线，大来洋行的远洋航线，及津浦铁路、成渝公路等亦皆订立合同取得联运关系，省却商人无限的转运麻烦，加速而且保证了到达时间，以增进商货押汇甚至于预卖的便利。曾先后为四川水泥厂、重庆成都电力厂迅速地整批地运到了所有机器，曾为成渝路设计在两个夏季运完七万吨物料。所有重庆合川间，重庆涪陵间，及重庆宜宾间，皆成为定期航线，每埠每日皆有轮船开行。重庆上海间，每周亦有定期轮船两次，无论客人或货物，在上船前即可预定其到岸的日程，直使扬子江尤其是上游一段的航运气象焕然一新。（《【卢作孚文集】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

当年，四川曾盛传一首打油诗——「女儿女儿快快长，长大嫁给民生厂；三天打一回牙祭……」—— 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民生公司员工待遇好的看法。

在民生公司里，职工教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是相当全面的人的教育与训练。其中最突出的是民生精神的教育。民生精神是一种群团精神，包含—种对人的自觉自为意识的训练，决非那种仅仅为了加强一个企业集团内部的凝聚力或是塑造企业外部形象的团队精神。职工一考进公司，在北碚的三个月集中训练中，就开始学习参加会议。民生公司有各种会议，总公司全体参加的朝会是每周的一、三、五早上举行一个小时。各部门干部要做简明的工作报告，接受职工监督，任何职工都可以在朝会上对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朝会上常常有知名学者专家和抗日将领的讲演。杜重远、马寅初、陈独秀、冯玉祥、郭沫若、茅盾等都在民生公司来做过讲演。更有各级干部会议、各船的船员会议。

北碚建设

1927 年春，卢作孚在好友何北衡的推荐下，被刘湘任命为江、巴、璧、合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嘉陵江三峡地区(因为当时的区署在这个地区的北碚乡，所以又将这里称为北碚地区)，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共辖三十九个乡镇。峡区内山岭重叠，形势险要，交通困难，主要依靠嘉陵江水路与外界相连接。那时，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内战不绝，此间地处四县之交，兵痞盗匪，长年啸聚峡中，沿江据险行动，致使河运梗塞，商贾难行，生产能力低下，窄小的街道肮脏而混乱，整个市场没有工厂、作坊，庙宇、烟馆和赌场却比比皆是。

卢作孚到了北碚，一边训练士兵，维持航道安全，一边以北碚为中心开展自己设想多年的乡村建设计划。他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建设是破坏的前锋，建设到何处，便破坏到何处」，「造公众福，急公众难」(高子先：《卢作孚与北碚建设》)，思想明确又脚踏实地地启动了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卢作孚修建铁路、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卢作孚注意因地制宜，招集各矿业主，以招股的办法筹集资金，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这使日运量由200吨迅速提高到2000吨，天府煤矿得到大发展，成为抗战时期“陪都”的主要燃料供应基地。(《卢作孚的“中国乡村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卢创建的三峡织布厂是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卢在四川率先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王卫华.《写在记者节：卢作孚，一个总编出身的实业家》(http://bbs.tianya.cn/m/post-free-2022307-1.shtml) ）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岂容电视剧《卢作孚》剧本被调包 2010.10.8

在北碚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卢作孚又很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卢作孚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常常是边干，边筹款，很好地利用当地军阀，让他们出面、出钱，开辟温泉公园时就是这样，此处现在还有一块很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当年的募捐启事，其上说:

温泉前瞰大江，后负苍岩，左右旷宇天开，林木丛茂??学生可到此旅行，病人可到此调摄，文学家可到此净养性灵，美术家可到此即景写生，园艺家可到此培植林圃，实业家可到此经营工厂、开拓矿产，生物学者可到此采集标本，地质学家可到此考察岩石，硕士宿儒可到此勒石题名，军政绅商，都市生活之余，可到此消除烦虑。

在这个启事上列名的几乎都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川系军阀首脑，包括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王陵基、王赞绪、潘文华等。卢作孚想出一个办法，谁捐钱造的房子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园里有一处叫「农庄」的别墅，是川军一个师长陈书农捐的款，卢作孚的事业从合川开始，和陈有一定关系，此人曾驻扎合川，是个比较开明的军人。还有一处茅庐名为「琴庐」，就是最终支持他办民生公司的合川人郑东琴捐款的。

掩映在一片绿树之中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和西部博物馆，是卢作孚的大手笔，显示了卢作孚的眼光和远见。主体建筑「惠宇」是杨森捐的款，经费基本上来自各方捐款。卢作孚本人有了点钱，也都捐给北碚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比如卢作孚在一些企业有兼职，得到车马费，每次单子送来，卢作孚总是写上「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等，随手就捐出了，而卢作孚家里，完全靠他的一份工资生活，过得并不宽裕。当时，卢作孚还请了许多专业的科学人员在这里从事科学研究，与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有交流，鼎盛时期有四个研究所，包括生物、地质、农林、理化等，做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比如大量的动物标本、植物标本现在仍保存下来了。

1932 年初，著名爱囶活动家杜重远来到重庆，触目是衣冠不整横行霸道的军人，鸦片烟馆和妓院，「随处有面黄饥瘦的瘾君子出现」。他看到，深受烟毒之害的轿夫；每日血汗换来的工资，多半用来吸毒，他们「衣不蔽体，食不充饥，而青脸长发，酷似城隍庙中的鬼卒」!

但是，待杜重远到距离重庆市区不过几十公里的北碚，便耳目一新。他在给《生活周刊》的通信里写道，北碚不但地方基本安宁，经济建设与民众教育「虽粗具规模，均著有成效」，已建起中学、小学和民众学校，已有美丽的温泉公园、民众俱乐部、图书馆；地方医院、公共体育场、乡村电话局，三峡染织厂每月已能生产一千二百疋、袜子二百打，还有全囶少有的民办科研机构西部科学院、农场、博物馆、动物园以及北川铁路(杜重远：《狱中杂记》)。这机器织布和轻便铁路以及科学院十分简朴，但当时都是四川的第一。这时，卢作孚先生到北碚工作不过 5 年。

到了 1936 年，黄炎培先生到四川考察后，在《北碚之游》里写道：「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同年，北碚被四川省批准成立乡村建设试验区。

那个时期，一般外省人是把军阀争战不断、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的黑暗落后的四川视为「魔窟」的；但四川的小小的北碚地区却以它的安宁、整洁、进步和人的精神振奋而闻名于省内外。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杜重远先生说，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正是北碚地方建设的真实写照。

北碚试验的特点除了在刚起步时就因地制宜建起上述文化设施外，最大的特点在于人的训练。当时，一些有心的参观者也感到，北碚试验里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还是卢作孚先生对人的改造教育。杜重远说，北碚的「种种机关皆为卢公训练出来之二十岁左右青年所经理」，他亲自访问了这些青年，不胜敬佩。卢作孚先生的社会改造思想的核心是人，他说：「建设的第一桩事，是把人建设起来。」他决心把嘉陵江三峡地区做成中囶现代化的样板，要利用这里的资源，建起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建起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机构，建设一个清洁美丽安宁的居住环境，而这一切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这里的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卢作孚文选》) 尽管当时生产力低下，在开发山区和城镇建设上，北碚都注重保护性开发，在抗战时期北碚急速发展时，市镇建设也做了很好的整体规划。这一切，又与卢作孚先生在北碚开展的科学活动分不开。

抗战爆发后，内迁来到重庆的中央机关、学校和居民大批迁入北碚地区，这里被称做「陪都中的陪都」。海内名流、专家学者荟萃北碚，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是在北碚写成或出版。这一时期，北碚文风之盛，前所未有，民众教育更加活跃，学校教育方面，有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迁入，内迁的知识分子大大加强了兼善中学的师资力量。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囶乡村建设的三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都在北碚找到了他们的知音，与卢作孚、卢子英先生（卢作孚之弟）有很好的交往和很深的友谊，他们在江苏、河北和山东被迫中断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北碚得到延续。

抗日战争后，北碚亦很少受到内战的侵扰。对于这个试验区，政府始终想要进行控制和渗透。虽然重庆「专制力量集中而强大」，但仍然有底线并受到制约，北碚成为一块特区！（《另一种革命》）

「中囶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九·一八」事变后全囶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卢作孚在重庆参与组织救囶会分会，还组织了「收回内河航权大会」，号召「中囶人不搭外囶船」，「中囶船不装外囶货」。并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单身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上「梦寐毋忘囶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囶人的爱囶热情。同时，卢作孚规定民生公司上下「招待乘客和蔼周到的精神要超过日船；保护客货的办法要超过日船；保护船身，节省费用的精神要超过日船；清洁整饬调理秩序的精神要超过日船；对于乘客要随时提起其抗日救囶的精神」。正是靠这样的精神和服务质量，才使民生公司的轮船大受欢迎，许多人宁愿在旅店多等一天两天，也要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

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过：在战争时期，交通和通信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先生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工作，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运送出川抗日的川军部队；他改变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卢作孚自己曾写到：「中囶轮船为了报效囶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三十元到三十七元，其他公物只收四十余元，民间器材只收六十余元到八十余元，而外囶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三百元到四百元，即此比较，可知中囶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囶家之大了。」从抗战后期开始，民生公司发生亏损，这种情况直到重庆解放都没有根本好转。（回忆半儒半佛卢作孚：以个体的卑微同时代抗争卢作孚之死《中国企业家》杂志 2006.2 ）

在南京失守之前，他不顾个人安危，指挥抢运撤退的人员和物资，在最后时刻才离开硝烟弥漫的血腥危城。

1938 年初，他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在武汉，两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的撤退运输。

1938 年 10 月，汉口沦陷后，形势更为紧急。此时宜昌岸上尚有 3 万多人员及 9 万吨以上器材待运入川，一时人心惶惶，争着抢运，导致秩序大乱。通往后方重镇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不能行走轮船的枯水期，情况万分紧急。

军政部长何应钦要征收民生公司的船只，卢作孚不同意，说征收也不是解决的办法。他奔赴宜昌，妥加安排，以最低运费，采三段航行方式，在日机昼夜不停骚扰下，在枯水期到来之前，于两个月内由宜昌抢运至重庆，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三段航行」就是先将物资从宜昌运到三斗坪集结，然后换别的船转运到巴东一带，再换船运往重庆等地。这样一来大小船只（包括部分木船）都能派上用场，又不会塞港。如何分工、分段、船的调度等，早就科学地订好了计划，父亲组织各托运单位，亲自协助分配。装吊机的船就停在岸边，船到港前先将舱盖打开，吊杆先升起，船到后马上装卸，一分钟都不浪费，很紧张的。所以很短的时间运了那么多东西，很精彩。昼夜 24 小时，人员轮流值班，组织得很好。

在那 40 天紧张撤退中，参加抢运的 24 艘中国轮船，只有两艘不是民生公司的；而在上海沦陷之前就开始的的长江全线大撤退中，民生公司投入的船只和运力更多。可以说，没有战前民生公司的长足发展，「向大后方」的胜利大撤退是难于实现的。
长子卢国维

当时，日本已占领了战前中囶经济最发达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在民生公司运输的设备、材料和技术工人，成了抗日战争中大后方工业的重要基础，使大后方有了一批战前从来没有过的现代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这样快地投人生产，提供抗日前线急需的各种武器和军需品。

日本侵略者后来认识到中囶的这次抢运在整个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 1938 )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了。」(转引自李天元、杨金邦《东方的敦克尔刻大撤退》，宜昌文史资料第 7 辑)

「微生物」飞蛾扑火

抗日战争结束后，卢作孚相信战后中囶必然迎来一个全面建设、大发展的时期，不惜四处借贷到囶外买船发展海运，然而内战再起，经济衰退，航运业务也一落千丈。随着汕头、广州的易主，民生公司的海轮困守香港，卢作孚也留在香港看守船只，公司只能靠变卖资产度日。

这时国民党方面不断有人来劝卢作孚到台湾，晏阳初建议他到美囶。共产党派人到香港去作卢作孚的工作，并表示人民政府会帮助民生公司，希望民生公司的轮船尽量安排回大陆，欢迎卢作孚回囶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于是卢作孚决定北上，于 1950 年 6 月到北京，民生公司所属轮船也基本回到了大陆。

很快，他回到故乡，回到民生和北碚。这个时候，战乱结束，人心思定，「炸弹式」的革命家和·「微生物」式的革命家已不应有分歧。从此，囶家不再有战争的担忧，土匪将绝迹，北碚不再有繁忙而紧张的「冬防」，不但北碚，不但民生公司，整个囶家都有长期的统一和平与安定，是搞经济文化建设的大好时机呵。这正是卢作孚先生多年来期盼的局面。如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所说，「下几个 10 年的历史将有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试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然而，卢作孚先生却在 1952 年 2 月自杀身亡。正如他的至友晏阳初先生说，这令人为作孚先生伤心，也为囶家哀痛。

早年卢作孚举办通俗教育时，意图开办实业，「只有有了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

抗战时，国民政府作为左派政府，几次意图把民生国有化，虽然那是炮火连天的特殊时期，但都被卢作孚的化解、拒绝，保护了民生的独立。

卢作孚去世以后，民生公司的清洗运动变本加厉，很多优秀的民生职员遭到严酷的歧视和迫害，有的被劳改，有的被开除公职，有人决绝自杀，也有人成功逃亡。（《卢作孚的选择》第21、22章）

1952 年 9 月，民生公司正式实行“公私合营”。几个月后刘惠农向毛汇报工作，毛「详细地询问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认为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不仅使该公司获得了新生，而且对其它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指导作用」。（《卢作孚的选择》第23章）

1956 年，民生公司与长江航运局合并。

六十甲子一轮回。

黄炎培先生曾将孟子的话题赠给卢作孚：「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卢作孚先生把自己毕生的事业称做「试验」，说他是为囶家寻路，并把这个过程尽可能地整理总结出来。其中的得失，留给大家评说，留给后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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